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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trans/ 

首次发布于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

作者：Perry Zurn

翻译：梵妮沙

跨性别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关注跨性别者的经历、历史、文化生产和政治。它以跨性别者的生活为视角，重新审视哲学传统问题（例如本体论、身份认同、知识和权力等问题），并提出新的问题，从多个方向拓展哲学，尤其加深我们对性别与废奴运动、殖民主义、残疾、生态、医疗化、法律、厌女症和暴力之间关系的理解。如同任何与边缘化群体紧密相连的哲学分支领域一样，跨性别哲学对传统哲学实践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并相应地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方法。对跨性别哲学而言，跨性别并非仅仅是一个话题或一个奇特的谜题。跨性别改变了社群，因此跨性别哲学必须对这些社群负责。跨性别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与世界（尤其是但不限于顺性别异性恋规范的）话语和物质结构（即预先赋予非跨性别者、非酷儿群体特权的结构）进行交叉和交叉互动的方式。跨性别哲学与跨性别社群、跨性别方法紧密相连，它既是一个批判性的项目，也是一个负有责任去自我阐释且富有启发性的项目。

跨性别哲学已发展成为批判理论意义上的批判性项目。也就是说，跨性别哲学并非简单的否定或批判，而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项目，旨在识别可能性的条件和替代可能性的路径。它远不止于“什么是性别？”和“跨性别女性是女性吗？”这类占据了跨性别议题哲学研究大部分篇幅的简单问题，而是着力探索跨性别者自身的经历及其与制度结构的交织。一方面，经验批判涉及对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分析。因此，它尤其从跨性别/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深入探究跨性别者生活的认识论、现象学、历史和本体论困境；另一方面，制度批判涉及分析我们如何与社会结构及其历史交织。在此，殖民主义、医疗产业综合体、监狱产业综合体、司法体系、全球监控系统、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法律，以及恐跨暴力和抹杀以上这些全部的物质结构，都占据了中心位置。通过经验批判和制度批判这两种互补的视角，跨性别哲学能够阐明跨性别者存在从里到外的方方面面。

本文首先阐述“跨性别”的含义及其与其他性别范畴（例如，FTM、MTF、双性人、顺性别和非二元性别）、性别规范（例如，由白人身份和健全人观念所塑造的规范）之间的关系。随后，本文从元哲学的角度反思跨性别哲学的本质，并简要回顾其发展历程。本文的主体部分则着重阐述了跨性别哲学项目中至关重要的经验批判和制度批判实践。最后，文章以对跨性别哲学未来的反思作结。批判的挑战不仅在于分析和重新构想各种可能性，更在于质疑探究者和探究本身。面对未来，作为一项批判性事业，跨性别哲学将始终保持其认识论方法、哲学研究对象，以及或许最为重要，自身对接受重新思考和重构保持开放的态度。

1. 背景和语境

1.1 早期性别战争

1.2 顺性别和非二元性别

1.3 跨性别者的去殖民化

1.4 跨性别者/残疾人士之间的鸿沟

2. 什么是跨性别哲学？

2.1 元哲学

2.2 跨性别哲学史

3. 经验主义批判（Experimental Critique）

3.1 跨性别/女权主义

3.2 跨性别认识论

3.3 跨性别现象学

3.4 跨性别历史，跨儿故事

3.5 跨性别形而上学

4. 制度批判

4.1 性别殖民性

4.2 性别医学化

4.3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

4.4 跨性别恐惧症和跨性别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4.5 法律和政策问题

4.6 跨性别生态学

5. 跨性别哲学的未来

参考书目

学术工具

其他网络资源

相关条目

1. 背景和语境

在清晰理解跨性别哲学之前，首先需要理解“跨”（trans）的含义。根据跨性别研究中常见的定义， 跨性别（transgender）指的是“任何偏离指派的、非自愿式性别立场的活动（movements）”，涵盖“任何形式上对性别规范和期望的偏差”（Stryker 2008b: 19 [2017]）。然而，由此也产生了一些哲学问题。一个源于二十世纪中期的英语术语能否适用于所有跨越时代和地域的性别颠覆者？日常的性别偏差与那些似乎足以被归入“跨”范畴的特殊、重要偏差之间究竟有何区别？“跨”这个术语及跨性别范畴揭示了哪些差异，又掩盖了哪些差异？这些正是跨性别哲学——作为一个真正具有批判性的课题——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非新近才出现。关于跨性别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因此可以限定在哪些探究领域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早期的T跨边界战争（butch / FTM border wars——感谢同事{寒天爱玉}纠正翻译）和女权运动（womyn’s movement），到阶级、残疾和种族等因素对其定义轮廓构成的挑战，一直延续至今。

1.1 早期性别战争

20世纪90年代， “跨性别” （trans） 一词迅速传播开来。从一开始，跨性别者就不得不捍卫自身与既定性别范畴的关系，尤其是与女性和女同性恋的联系。女变男（FTM）跨性别者和变性人通常被视为对这些类别的背叛者，而男变女（MTF）则被视为入侵者。推动密歇根女性节（Michigan Womyn’s Festival）发展的激进女权主义排跨这一大背景，以及 Bernice Hausman（1995）和Janice Raymond （1979）等学者的思想，都影响了Claudia Card（1996）等重要的女权主义哲学家。与此同时，关于“女汉子”（butch）和“女变男”（FTM）的界限之争，引发了人们对跨性别男性气质是否可能摆脱父权制问题的质疑。其逻辑如下：如果跨性别男性是男性（尤其是异性恋男性），那么他们就背弃了女性，站在了敌人一边；如果跨性别女性出生时是男性（尤其是异性恋男性），那么ta们仍然站在敌人的一边，并且贪婪地认为自己也有资格被归入“女性”这一范畴。因此，以上无论对女权主义哲学和酷儿哲学意味着什么，都并不意味着它们要认真对待跨性别者的经历，并将其视为对这些子领域所关注根本问题的启示。早期酷儿女权主义和跨性别女权主义的研究（Halberstam 1998a, 1998b; Hale 1998; Prosser, 1998）源于这样的信念：酷儿理论、跨性别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都致力于解决同样棘手的性别结构问题——这些研究开始扭转前述局面。

但跨性别群体自身也面临着内部动荡。在20世纪90年代，自称异装癖者（transvestites）+易装者（cross-dressers），与变性者主导了跨性别组织。同时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套日益严格的标准决定了谁能被认定为跨性别者，谁不能。例如，对于异装癖者而言，只有那些仅仅为了取悦自己而穿着异性服装，并且在穿着时能够成功通过审核（successfully passed when doing so）的人才能被认定为跨性别者；而对于变性者而言，只有那些接受了生殖器重建和激素替代疗法，并在之后成功通过审核的人才能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由于这些标准令许多性别不符合常规的人感到沮丧，他们开始提出新的术语来描述自己，包括双性人（bigender）、间性人 （intergender）、元性别者（metagender）、第三性别（third gender）、跨性别者（transgender）等等。最终，“跨性别者”一词被广泛接受。在当时的观念中，“跨性别者”并不要求一个人必须具备任何特定的行为、身份认同或身体特征才能被认定为“真正”的跨性别者（Stone 1987）。相反，它为各种性别偏差和性别扮演者提供了一个包容的空间，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为跨性别解放而奋斗（Feinberg 1996: x）。当然，“跨性别”（trans）作为一个以英语和美国为中心的术语，存在着将所有它原本无权涵盖的性别颠覆者都纳入其中的风险。从其最佳意义上讲，“跨性别”欢迎任何愿意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但它本身并不声称能包含所有可能使用这个术语的人。它是一个语用主导的词语，而非定义；它是一个不断在运动和流动的语词（a term of movement），而非代表本质（essence）的术语。

当时，“跨性别”一词也与日益壮大的双性人（intersex）运动紧密相连（Chase 1998）。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像John Money这种在早期接受双性人手术和性别重置手术的事件，引发了关于（跨）性别体验的讨论（参见Butler 2004b）。然而，北美双性人协会（ISNA）（2008——参见其他网络资源）坚持认为跨性别者和双性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分，一些双性人研究学者也持相同观点（Karkazis 2008；Feder 2014）。但包括 Banti Jaswal、小山惠美和Pidgeon Pagonis在内的其他学者和活动家则明确地将二者联系起来（Fausto-Sterling 2000 [2020]；Malatino 2019）。两者之间的比较不胜枚举。双性人通常没有选择手术和治疗的权利，而跨性别者虽然有选择权，但往往无法获得批准（Holmes 2008: 45–46; Dreger 1998: 261n80）。然而，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尤其是跨性别双性人，都挑战了二元性别/性别认同体系（Kessler 1998: 121–122）。两者都受到类似的畸形叙事和成为过程（becoming）的影响（Malatino 2019, 2022），以至于持“跨性别威胁”（Transexual Menace）观点的Riki Wilkins都认为，跨性别者和双性人之所以相遇，是因为他们同样具有威胁性（Kessler 1998: 122）。此外，这两个群体都利用了身份政治和出柜叙事的框架（Preves 2003: 88）。尽管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历史各不相同，但对跨性别者和双性人进行联合理论研究仍是一个不成熟的项目，需要相关的性与性别、结构性压迫与抵抗、医学化与身体自主权哲学来加以支持（Wolff、Rubin 和 Swarr [编] 2022）。

1.2 顺性别和非二元性别

随着跨性别理论的发展，关于“跨性别”含义的争论不再局限于与旧术语的关联，而是开始涵盖跨性别社群内部产生的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性别”的定义一直与“顺性别”（cisgender）相对立，并且与“非二元性别”（non-binary）的关系也并不稳定。生物学家Dana Defosse于1994年创造了“顺性别”一词，活动家Julia Serano 在其2007年出版的《鞭笞女孩》（Whipping Girl）一书中对其进行了阐释，并最终于2015年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顺性别通常指自然的或普遍存在的非跨性别类别：“那些潜意识和生理性别始终一致的人”，或者说他们的生理性别与生理性别“相符”（Serano 2007: 12; Enke 2012: 61）。类似地，“顺性别主义”（cissexism） 和 “顺性别规范性”（cisnormativity）指的是将顺性别正常化并滋生跨性别恐惧症（transphobia）的文化意识形态（Simakawa 2018）。“顺性别”（cis）一词在Susan Stryker的《跨性别史》（2008b）中被奉为经典，并沿用至今，但它也因多种原因而受到批评。首先，它重新强调了出生时的二元性别以及医学和法律鉴定的权威性，从而一开始就抹杀了双性人的存在（Viloria & Nieto 2020）；其次，“顺性别”一词强化了顺性别的规范性，因此不仅未能解释成为男性或女性本身的非自然性（参见Beauvoir 1949 [2011]；Burke 2025），也未能批判性地审视跨性别规范（Enke 2012）；第三，该术语不仅假定了顺性别主体是白人，而且实际上可能要求其必须是白人（Detournay 2019；Leo 2020；Bey 2022b）；第四，也是最后一点，鉴于它假定了种族、阶级和能力规范，以及假定了性别被动性和完全源自继承的性别，因此，究竟谁（如果有的话）才能真正成为顺性别者，这一点尚不清楚（Enke 2012）。

非二元性别（Nonbinary）的发展历程与此类似。 该术语最早出现于21世纪初，用来指代既非男性也非女性，也不是跨性别者或在其他范畴中的性别，并且也无意要取消跨性别范畴（S. Clare 2023）。然而，该术语越来越多地与跨性别者相对立，或被视为跨性别者之后的概念（Rajunov & Duane 2019; Dembroff 2018——参见其他网络资源）。如果将“跨性别”（还原论式地）理解为跨越两个性别极的交叉，那么“非二元”就等同于跨性别的激进化版本，仿佛跳出了既定的框架，或者至少脱离了既定的界限（Washburn & Fuqua 2023）。尽管该术语在性别认同模糊的人群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共鸣，但它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克服。首先，非二元性别（nonbinary）的定义始终关联于二元性别（或“依赖于一种脆弱的并置逻辑(depends on a fragile juxtapositional logic)”[Smilges 2023: 38]）。相关的术语，如无性别（agender）、性别酷儿（genderqueer）、新性别（neogender）、神经性别（neurogender）、异域性别（xenogender; 译者注：一种超越传统性别二元论的性别认同，不受生物性别、社会性别或性别表达的限制，通常与外星、神秘或超自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非二元性别（enby），都刻意回避了这一词汇事实（Gender fluid Support 2019——参见其他网络资源）；其次，虽然许多人同时使用跨性别（ trans）和 非二元性别（ nonbinary）作为自我描述，但后者，正如理论所揭示的，常常使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群体内部产生对立，将不使用“非二元性别”一词的跨性别者误解为二元性别体系的傀儡，从而抹杀了他们的性别抵抗和创造力。例如，Robin Dembroff就认为，非二元性别“动摇了二元性别的根基”，而“跨性别二元性别”（trans binary）则不会（2020a 3, 15–16）。支撑以上论证的观点表明，我们有义务不去使用性别特定代词“指代任何人”，尽管性别特定代词对跨性别者（即“二元性别跨性别者”）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资源”（2018：382）。Marquis Bey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二元”）跨性别者被他们的跨性别身份所“禁锢”（2022b：141）。虽然单独使用“她/他”代词是一种“符号犯罪（semiotic crime）”，但任何对它们的依赖都值得怀疑（2022b：106，58）。Bey呼吁广泛实践非二元性别和“they/them”代词，将其作为废除（顺/跨）性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与它的前身“性别酷儿”相比，“非二元性别”一词比较不具政治性。但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却在官僚表格和法律文件中强化了代词/性别（pronouns/genders）的三级性别体系，这一事实限制了它扰乱性别归属及合法化制度过程的能力，并进一步疏远了那些不将自己归类为男性、女性或非二元性别的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者（Amin 2022）。

1.3 跨性别者的去殖民化

关于“跨性别”一词的指代对象，自其诞生之初，就力图涵盖过去和现在，且无论身处何地，都作为挑战着西方“男性”（men）和“女性”（women）所象征性别规范的广大群体。Leslie Feinberg的《跨性别战士》（Transgender Warriors, 1996）及其他类似作品便采用了这种视角，通常明确地将跨性别身份扩展到印度海吉拉、原住民双灵人、菲律宾巴克拉、萨摩亚法法菲尼、泰国卡托伊等群体（Indian hijras, Indigenous Two-Spirits, Filipino baklas, Samoan fa’ afafines, Thai kathoeys）。然而，Bakla Filipina b. binaohan（2014）等学者指出，这种扩展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它将西方概念生搬硬套于非西方群体，抹杀了他们自身高度情境化的性别创造性。原住民群体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使用“双灵”（Two Spirit）或原住民术语来指代性别不符合性，这与跨性别者（trans）并非同一概念，也不能被后者简化或被后者定义（Driskill et al. 2011），试图将二者等同起来是殖民理论的产物（Morgensen 2011）。具有性别颠覆性或创造性的原住民群体，其对身体、时间性、历史和归属感的理解可能并非跨性别者所理解的那样（Pyle 2018）。从亚洲离散群体的视角来看，Chen和Kimoto强调，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跨性别规范，对亚洲跨性别男性和女性的性取向造成了冲击，并且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Chen 2010; Kimoto 2024）。Chen还探讨了拼音代词“ ta”与英语代词 “they”在性别颠覆性方面的潜力。事实上，“跨性别”概念的全球扩张正在改写整个性别历史，这种损失本身就难以估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呼吁对“跨性别”一词本身进行去殖民化和去全球化。

关于“跨性别”一词的指代对象，或者说“跨性别”本身（transness）的含义，也存在类似的分歧。一方面，黑人跨性别研究认为，由于黑人身份会影响黑人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因此黑人身份与跨性别密不可分。这一研究脉络始于Hortense Spillers（2003），她提出了奴隶制下黑人肉体“去性别化”的理论，并由C. Riley Snorton（2017）、Kai M. Green（2016）和Marquis Bey（2022a,b）等人延续。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了去性别化的肉体（flesh）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跨性别肉体（这里的“跨性别”指代对象并非完全是跨性别者）。另一方面，性别和性别化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产物。Bey认为，所有不符合性别规范和白人殖民主义的人都可以同时拥有跨性别身份（transness）和黑人身份（blackness）（2022b：72-73）。这一论断与另一种观点相呼应，即去殖民化需要将性别本身重新概念化为“始终已经是跨性别的”（Tudor 2021）。然而，“跨性别”一词在其他地方的发展历程却截然不同。例如，拉丁裔研究首先并非植根于美国奴隶制的深渊本体论，而是植根于拉丁美洲特有的性别化身体，它对“ 跨”（trans）和“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两个术语提出了重要的批判。拉丁裔和墨西哥裔（Latinx and Chicanx）美国学者（例如 Ochoa 2014；Cuevas 2018；Galarte 2021）在边境地区和边境居民中发现了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既补充又重新诠释了“跨性别”的概念。然而，像 Hija de Perra (2014) 和 PJ DiPietro（即将出版）这样的理论家，与变装理论家 Lohana Berkins (2019) 和 Marlene Wayar (2019, 2024) 的观点相呼应，认为“跨”和 “跨性别”的概念带有极强烈的殖民性（virulent coloniality）：这些术语以西方形而上学的假设（例如身份、性指二态性(sexual dimorphism)、范畴逻辑、人类中心主义等）为基础，它们吞噬了之前和之后的一切，压制了美洲特有的本体论和身体。对他们来说，“trans”本身并不是一个值得拥抱的解放框架，而是另一种需要批判性审视的主流逻辑。

1.4 跨性别者/残疾人士之间的鸿沟

跨性别责任研究总体上秉持一个基本的学术信念：跨性别并非精神疾病。因此，不应将跨性别经历病理化，性别焦虑症（曾被称为性别认同障碍）应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移除。跨性别是人类多样性的一种自然、健康的表达。事实上，在跨性别研究的奠基时刻之一，Stryker（2006：1）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我没有病”。可以说，跨性别哲学也有着类似的奠基时刻。在《邪恶的欺骗者，假装的信徒》（Evil Deceivers, Make Believers，2007）一书中，Talia Bettcher阐述了跨性别者所处的双重困境：他们要么被视为性别欺诈者，要么被视为性别伪装者，生活在自己幻想的虚幻世界中。Bettcher反驳了这种双重困境，认为跨性别者拥有道德操守，ta们是真实存在的。ta们心理健康、理性且正直。然而，这里无疑存在一个无意识的假设：如果跨性别者患有精神病、创伤后应激障碍、分离性障碍或其他脱离现实的疾病，那么他们自身及其跨性别身份就不是真实的。因此，跨性别研究和跨性别哲学所依据的跨性别者和残障人士的经历及社群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鸿沟，而这种鸿沟也反复遭受这些经历和社群的挑战。

跨性别群体和残障群体在生活经历上存在诸多重叠，跨性别者患残障的可能性几乎是非跨性别者的两倍（Smith-Johnson 2022; Cavar & Baril 2022）。跨性别群体和残障群体也都曾遭受过严重的歧视、刑事定罪和物化，因为他们被视为异类，拥有不符合规范的身体，仿佛天生就存在缺陷（Wilkerson 2012）。此外，他们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审视目光，在医疗环境中往往会演变成一种强烈的“治愈”和“矫正”需求，以期使人看起来不像跨性别者或残障人士（E. Clare 1999, 2003, 2017）。尽管存在这些经验和历史上的密切联系和纠葛，但仍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不断地在原本可以成为团结基础的群体之间制造隔阂。系统性的歧视持续剥夺跨性别者的能力，剥夺残疾人的性别认同，使得这些群体迫切地捍卫自身与正常能力和规范性别的联系。面对这些阻力，跨性别群体和残疾人群体反抗强制性的健全人思维和顺性别异性恋的交织，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包括重新定义歧视性词语（E. Clare 1999）、倡导无障碍（包括物理、法律、社会和语言方面的无障碍）（Chess et al. 2008; Kafer 2013）、协商身份认同和群体内部的（不）可见性，以及发展残障人士和跨性别者的抵抗策略（Baril 2016; Thornton 2019）。他们因挑战既定界限而感到自豪。

跨性别群体与残障群体的融合引发了关于“当（跨/）性别”是残障或残疾的情况下，前者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重要问题。这促使我们思考疯狂与残障的性别不符（gender nonconformity），以及 疯狂（madness）与残障（disability）本身的性别 不符。这同时也是对跨性别研究——或许也包括跨性别哲学——长期以来对健全主义坚持的一种批判，特别是针对健全主义坚持认为“跨”是自然且健康的，而非精神疾病、精神病症或心身功能障碍的那种观点（Awkward-Rich 2022）。Cavar（2022）创造了“跨性别疯狂”（transMadness ）一词来指代……

一种游荡和探索的实践，在我们的思想结构和身体行为中，都预判并拒绝神经典型（neurotypical）、健全理智、顺性别者的监督。

让我们来思考这一交叉领域中的术语和时间性示例。身处跨性别/残障群体中的人们正在命名新的性别，例如：自闭症性别（autigender）、模糊性别（gendervague）、神经性别（neurogender）、神经酷儿（neuroqueer）和神经跨性别（neurotrans）（Smilges 2022）。诸如此类的术语强调，性别和世界的图景必须被跨性别/残障化地融合在一起。此外，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生产性身体的要求（Puar 2017）——这种要求掩盖了顺性别异性恋规范和能力至上主义固有的迂回曲折（circuities and elliptical excursions）或者说结构性低效。跨性别/残障群体会陷入“浪费时间”、滞后、跛行和迟到的状态（Baril 2016, 2023; Thornton 2019; Adair 2022）。

跨性别哲学未来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尊重跨性别者和残障人士的经历、社群和理论之间诸多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寻求线性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跨性别哲学更应重视迂回的意义解构（sense-unmaking）——那些不稳定和疯狂的层面。如此一来，跨性别哲学将能更好地阐明混乱/秩序（dis/order）的本质、混乱/认识论（dis/epistemologies）的力量（Ben-Moshe 2018），以及跨性别/残障人士对正义的具体诉求。

2. 什么是跨性别哲学？

2.1 元哲学

如上所述，跨性别哲学是对跨性别者的经历、历史、文化产出及政治负有责任并对之加以阐释的哲学研究（Zurn et al. 2024）。因此，它植根于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者的生活和思想。它必然关注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者如何在普遍存在恐跨情绪的世界中构建意义和社群，并探究其中的哲学困境。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性别哲学研究已在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和多元主义传统中出现，并与跨性别研究展开对话，但近年来，跨性别哲学作为一项学术事业，主要得益于跨性别者、易装者、双灵人和性别颠覆者自身及其盟友、朋友的组织工作而逐渐形成。正如Amy Marvin（2019a）所写，“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跨性别世界正在涌入”哲学领域。

从而对跨性别者的经历、概念、隐喻和理解做出更深入的阐述，更全面地了解跨性别者在世界上的复杂处境及其所引发的政治问题。

Bettcher（2019b）在定义跨性别哲学时强调，它并非关于（about）跨性别议题进行哲学探讨，而是从（from）跨性别者的生活出发，与他们的生活共同（with）进行哲学思考。它并非将边缘群体置于显微镜下审视，而是置身于边缘群体的困惑之中，并着手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讲，跨性别哲学是一项批判性的事业，也是一项扎根于现实的集体努力。

跨性别哲学与哲学界（主要在北美和欧洲）处理跨性别议题的几种方式截然不同。首先，哲学常常以所谓的“客观”视角研究跨性别者的生活，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随意探讨一番后便束之高阁（Bettcher 2018——参见其他网络资源）。这种哲学研究方式将跨性别者的生活视为案例研究或思想实验，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出其他哲学观点，无论是关于形而上学、个人身份还是意识；其次，哲学在探讨跨性别议题时，往往忽略了跨性别者的声音、文学作品和历史。[ 1 ] 这种研究方式假定，跨性别者自身的意义建构实践几乎不具备任何真正的哲学价值（Hale 1997——参见其他网络资源）；最后，哲学也被排斥跨性别者的女权主义者及其盟友用来发展和论证排斥跨性别者的性别理论和公共政策。这种哲学流派并非旨在理解跨性别者的经历，而是为了捍卫排他性的、等级分明的二元性别观念智识与政治的神圣性。跨性别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实践，致力于探讨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者生活中出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由他们自身识别、描述和诠释，其目的是在各种二元性别结构内外，为世界创造更大的概念和物质空间。

跨性别哲学沿袭了一系列差异哲学，即那些将其理论贡献植根于特定人群和地域的哲学，旨在阐明社会（以及认知）不平等体系中特定的差异维度和特定位置。这些差异哲学至少包括：非洲哲学；亚洲及亚裔美国人哲学；东方哲学；女性主义哲学；原住民哲学；非裔拉丁裔、拉丁裔及拉丁美洲哲学；LGBT哲学；残障哲学；以及后殖民和去殖民哲学。跨性别哲学并不预设与这些哲学体系的简单相似性，而是借鉴了它们在身体、历史、身份、语言、压迫和抵抗等方面的概念。它也明显借鉴了有色人种女性主义理论，包括立场认识论、交叉性、联盟构建、社群问责制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参见 Allen 1986；Anzaldúa 1987；Collins 1990；Crenshaw 1991；Lugones 2003；Spivak 1999）。基于这些基础性洞见，优秀的跨性别哲学关注跨性别者的声音，同时抵制将白人、富裕、健全的跨性别者经验普遍化。此外，它也认识到，自身的工作早已在哲学系和学术出版场所之外，甚至在全球北方之外展开。通过明确关注残疾、种族和民族、贫困、社群理论以及全球南方，跨性别哲学有机会更好地展现性别颠覆性及创造性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跨性别哲学是一个批判性项目，因为它重现了批判传统的某些要素：（1）它分析了跨性别和性别颠覆性经验的可能性条件，（2）它质疑了对这些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3）它是反思性的，允许自身参与其中并在此过程中发生改变。批判的传统通常根植于康德、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康德，1781；霍克海默，1937；福柯，1978/1990；巴特勒，2004），但其范围远不止于此，尤其涵盖了女权主义、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的批判实践与斗争传统（巴特勒，1990，2004a，2004b；戈登Gordon，2023；米尼奥洛Mignolo，2011）。批判不仅试图理解事物现状的成因，更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并为此承担自身主体性形成的风险。因此，作为一种批判性实践，跨性别哲学致力于理解使跨性别者蓬勃发展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条件，同时也致力于改善这些条件，并支持世界各地的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者在喜悦与挣扎中前行。这项工作必然立足于特定语境，并具有反思性。这需要我们正视“跨性别”（trans）这一概念的历史 ，它既揭示又掩盖了它所要凸显的现实。因此，跨性别哲学不仅对特定的跨性别社群和社会结构进行经验性和制度性的批判，也致力于自我革新，对其自身的边界——包括它继承的和它构建的——进行批判。

2.2 跨性别哲学史

要追溯跨性别生活的起源并非易事，更遑论跨性别哲学。跨性别（transgender）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流行，指的是一大批与出生时被指派性/别（sex /gender）认同相悖的人群（Stryker 2008b [2017]）。当然，这只是性别偏差和性别创造漫长历史中的最新篇章（Feinberg 1996; Manion 2020）。从这个角度来看，跨性别哲学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巴特勒的《性别麻烦》（1990）和哈尔伯斯坦（Halberstam）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1998a），或者追溯到女权主义哲学本身的性别越界性（transgressiveness），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千年来那些颠覆性别观念的哲学家。但事实远比这复杂。当代跨性别哲学和跨性别理论在多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渊源，许多文化都拥有挑战和超越性别二元论及规范的悠久传统。将跨性别（以及非跨性别者的性别颠覆式生活方式）视为一种深刻的哲学实践，绝非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跨越多个地域、文化和历史，其中一些是新兴的，一些则是被暴力压制的。这些差异化且离散的历史不仅积极地影响和批判跨性别哲学的本质、可能性和局限性，而且也要求我们践行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责任。

一种讲述美国跨性别哲学发展历程的方式，从2006年第一版《跨性别研究读本》（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Stryker & Whittle 2006）的出版开始。此后不久，在2009年，Bettcher和Ann Garry编辑了《希帕提亚》（Hypatia）杂志关于跨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哲学的特刊，而Laurie Shrage则编辑了《你变了：性别重置与个人身份》（You've Changed: Sex Reassignment and Personal Identity）一书。[ 2 ] 这两个项目汇集了C. Jacob Hale, Cressida Heyes, Viviane Namaste, Gayle Salamon和C. Riley Snorton等学术界泰斗，旨在探索跨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哲学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继2013年《跨性别研究读本2》出版之后，跨性别哲学在2016年随着俄勒冈大学举办的“哲学中的跨性别体验”会议及其后续活动而逐渐形成，成为一个口语和书面语词汇（Zurn 2016——参见其他网络资源）。[ 3 ]随后，由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和Hypatia 资助的跨性别哲学项目于2018年成立。该领域如今拥有了首部权威著作《跨性别哲学》（Trans Philosophy）（Zurn等人，2024）。然而，如果认为跨性别哲学仅仅起源于美国大学校园，并且是现有女性主义哲学辩论的延伸，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早期跨性别哲学家所言，他们的工作植根于跨性别社群建设、跨性别行动主义和跨学科研究，因此，跨性别哲学始终是公共哲学和社群理论的体现（Zurn & Pitts 2020; Bettcher 2022; Zurn 2023）。此外，如果将学术跨性别哲学的兴起完全归功于那些地位显赫的跨性别哲学家和女性主义哲学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许多促成其发展的理论和服务工作都是由研究生、业余学者和青年教师完成的（Adair, Awkward-Rich, & Marvin 2020）。

类似历程也体现在加拿大和英国关于跨性别哲学的兴起上。此外，阿根廷跨性别和易装癖批判的哲学起源发展轨迹也以上既有相似之处却又独具特色。正如Marlene Wayar（2019，2024）所定义， 易装癖（travesti）指的是一群拉丁美洲人，他们“祛认同”男性和女性身份，“挣脱”性/别（sex / gender）对应逻辑的束缚，并以另一种方式“构建”自我。哲学研究源于Wayar，Nadia Echazú，Lohana Berkins和Diana Sacayán等跨性别、易装癖和变性活动家的基层斗争，包括他们为改变全国范围内性别多元群体的立法、代表和制度环境所做出的努力（(De Mauro Rucovsky 2019; DiPietro，即将出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跨性别研究独立教席（Independent Chair in Trans* Studies ）的工作仍在继续推进这一研究。这项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对“跨”（trans）一词及其理论话语的批判，认为它们主要以美国为中心，以全球北方为中心。这种批判与一种同时伴随着的强调相呼应：对性别颠覆和创造力本土传承、体现的关注，至少应与对“跨性别”传承及体现的关注同等重要（Radi 2019）。例如，Lohana Berkins（2019）就反映了这种转变，她指出，过度强调或单一地强调“跨性别身份”会导致某些东西“丢失”。其中之一便是非身份中心化的组织方式，即横向性（transversalidad）或横向联盟，这些联盟实际上动员了跨性别者和易装者，以及其他众多边缘群体一起参与政治抵抗运动（参见DiPietro 2016）。

跨性别哲学和易装理论的根源在于跨性别者和非跨性别者在物质上的不稳定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社群环境。因此，它们需要肯定这些群体的认知权威，并支持他们的社群斗争。同时，ta们也需要正视跨性别哲学理论在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和欧洲为中心的哲学规范之外或边缘的定位。

3. 经验主义批判

跨性别哲学的起点在于认识到，需要运用哲学方法来阐明跨性别议题，而这些方法的应用又深受跨性别者自身经历的影响。这一基础与学术界和非学术界通常对待跨性别者的方式截然不同。正如Marvin（2020）所指出的，跨性别者通常要承受“奇物化”（curioization）的遭遇，她将其定义“被转化为奇物的过程”（the process of transfiguration into a curio, 194），或者说，跨性别者被物化以服务于娱乐或学术兴趣。Perry Zurn（2021b）称之为好奇心的“奇观抹除式建构”（spectacle-erasure formation），即客体被奇观化，而其主观复杂性却被抹杀。为了抵制这种奇物化的力量，Zurn提出，不仅要承认跨性别者自身的好奇实践，即ta们自身的探索和意义构建习惯，而且要将其视为任何跨性别理论的基础组成部分（2021a：193）。这对于跨性别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一些哲学家（甚至包括跨性别哲学家）仅仅诉诸某种更高的理性或现实来论证跨性别者的问题（Dembroff 2020b; Burke 2022），但真正的跨性别哲学需要更多。它要求我们思考：当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者在自身领域被承认为具有理论家地位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跨性别知识、经验、历史和本体论？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套健全的跨性别认识论、跨性别现象学、跨性别谱系学和跨性别形而上学的实践，而这种实践往往受到跨性别/女性主义的滋养。

3.1 跨性别/女权主义

跨性别哲学与当今的性别哲学并非同义词，因为前者以（跨）性别经验作为思想的生成基础，而后者则将其作为思想的对象。跨性别哲学也并非等同于女性主义哲学。然而，鉴于跨性别哲学致力于为性别正义（以及反抗性别压迫）提供概念上的启示，它本质上（至少）是女性主义的。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一些跨性别者是女性，而另一些跨性别者则突破了女性身份的界限，所有跨性别者都因其性别而在结构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关注性别平等是这一领域的核心所在。此外，从概念层面来看，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术语和辩论（例如，具身性、规范性脚本、立场认识论、交叉性、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自然与文化等）都对跨性别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在女权主义哲学家的引领下（或许更确切地说是站在她们的肩膀上），跨性别哲学家才能提出诸如“跨性别”是否是一种性别、一种个人身份、一种政治立场或一种联盟立场等问题。此外，跨性别哲学也只有在与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相契合时，才能批判顺性别异性恋规范——而这种批判在两者中都根植于经验。然而，尽管如此，女权主义与跨性别理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女权主义哲学与跨性别哲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充满坎坷。在联盟与危机之间摇摆不定，它们的共同旅程尚未结束。在此，我们只能回顾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重要节点，这些节点为跨性别认识论、现象学、谱系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更多内容，请参见Bettcher 2009a[2014]）。

排斥跨性别者的女权主义和激进女同性恋主义，尤其是它们近期以“性别批判女权主义”（Lawford-Smith 2022，另见关于女权主义视角下的跨性别议题的条目：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m-trans/）的形式重新出现，未必是这段历史中最值得关注或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Sandy Stone的里程碑式论文“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 1987）的确是对激进女权主义者Raymond（1979）的回应，她在文中提出性别是一种类型，而跨性别则是一种混合或介于两者之间的类型。然而，Stone的论文也受到了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女权主义科学研究者Donna Haraway（1985）的影响。当然，性别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西蒙娜·德·波伏娃（1949 [2011]），并延续到朱迪斯·巴特勒，后者关于性别表演性的理论对早期跨性别理论至关重要（1990，2004b）。随着时间的推移，巴特勒因忽视跨性别者的真实生活及其所抵抗的社会文化力量而受到批评（Prosser 1998；Namaste 2000）。随后，女权主义开始关注（跨）性别与身体的关联（Salamon 2010；Heyes 2007；Scheman 2011），及其在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中的影响（见上文第1.3节 和下文第4.1 节）。现在，我们不仅要考虑女权主义对跨性别问题的态度，还要考虑跨性别女权主义（transfeminism），它被定义为（1）跨性别者对女权主义问题的看法，（2）跨性别女性的解放理论，或（3）一项旨在解决所有性别少数群体（尤其是跨性别者和有色人种）所面临压迫的交叉性运动（Koyama 2003, 2006; Serano 2007; Enke 2012）。后一种意义上的跨性别女性主义的关键术语包括交叉性（Collins 2019）、混血意识（mestiza consciousness, Anzaldúa 1987）、多元自我和世界（Lugones 2003）、跨性别厌女症（Serano 2007；Gill-Peterson 2024）、跨性别男性气质和跨性别适应不良（Awkward-Rich 2022）、跨性别压迫/抵抗（Bettcher 2014b）以及无性别的肉体（ungendered flesh, Spillers 2003）。

3.2 跨认识论（Trans Epistemology）

跨性别认识论旨在理解恐跨症的认知影响，并识别跨性别者生活中的认知资源。跨性别认识论的第一个也是最具活力的分支，旨在于着重诊断跨性别群体所遭受的认知不公；而第二个分支则致力于发展跨性别群体自身对认知内容和认知方式的贡献。诊断出来的认知不公既在意料之中又独具特色。与其他许多边缘化群体一样，跨性别群体也遭受着各种在证言和诠释学上的不公，包括非法化刻板印象和被知识压制（de-legitimating stereotypes and knowledge subjugation，Fricker 2007; Stryker 2006; McKinnon 2014; Aultman 2016）。然而，这些不公的具体表现方式在跨性别者体验中具有其特别的特点。跨性别者屡屡被贬低为邪恶的骗子或性别认同的伪君子，被认为连自己都不了解，更遑论了解其他事物（Bettcher 2007, 2009b）。Blas Radi 指出，将跨性别者归入“无知者”的范畴，意味着“否定跨性别者的认知主体性”和“取消跨性别者的认知权威”（2019: 52）。一旦被归类为无知者，跨性别者就可能沦为主流认知者和知识生产实践的对象，而这些实践历来涉及暴露、解构（dissection）、物化、恋物化、殖民挪用（colonial appropriation）和工具化（Namaste 2009; Raun 2014; Zurn 2021a; Radi 2019; Marvin 2020）。跨性别学者和盟友认为，任何对抗这种主导性认知实践的解药都必须包括与跨性别者合作、尊重跨性别者的智慧、使用跨性别术语以及实践“尊重的好奇心”（Hale 1997——参见其他互联网资源；Namaste 2009；Raun 2014）。

但跨性别认知论的意义远不止于推翻主流知识结构，及打破性别规范者作为认知主体的地位。一个重要的补充是，跨性别者自身也能作为认知主体蓬勃发展，或者如Radi所言，他们不再是餐桌上的菜品，而是在盛宴中占据一席之地（2019：45）。这需要一种积极的跨性别认知论。这种努力可能包括通过构建跨性别历史、理论和词汇来消除对跨性别知识的压迫（Stryker 2006）。它可能包括强调“跨性别日常”和跨性别诗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意义建构的空间，而非仅仅通过压迫、暴力、苦难或悲伤来建构意义（Aultman 2019；Zurn 2025）。它可能包括欣赏跨性别者解构性别建构的具体方式，从而创造更多的认知空间，尤其体现在ta们对性别归属的颠覆和性别失范的生产上（Nordmarken 2019）。这可能包括抵制诸如“错误的身体”之类的陈词滥调，以及创造新的术语框架，例如顺性别及其衍生词，如顺性别主义、顺性别规范、顺性别中心主义、顺性别中心论等等（Radi 2019；Serano 2007）。或者，这可能包括主张跨性别知识建构实践的特殊性（虚拟环境和[不]可见性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巨大的多样性（由于其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交织）（Nicolazzo 2021）。然而，跨性别知识提供者和跨性别研究本身所造成的认知不公正，仍有待深入挖掘和承认。这些问题包括跨性别厌女症、跨性别残疾歧视、跨性别男性身份认同障碍、多重种族等级制度、以全球北方为中心的观念，以及精英主义和权威偏见（Radi 2019：44-46；Marvin 2024）。

3.3 跨现象学（Trans Phenomenology）

跨性别认识论致力于以跨性别知识为中心，引导实践者进一步分析跨性别经验的现有结构及影响跨性别生活的结构性力量——或者说，转向跨性别现象学和跨性别批判（critical）现象学。由埃德蒙·胡塞尔（1913）、马丁·海德格尔（1927）、让-保罗·萨特（1943）和莫里斯·梅洛-庞蒂（1945）发展而来的经典现象学旨在理解显现之物及其显现方式。为此，它搁置了“自然态度”（即普遍感知和常识），转而重视对感官世界的第一人称知觉（first-person perception）。女性主义和酷儿现象学则挖掘了不同形态和取向的身体如何改变经验的形态（Ahmed 2006; Burke 2018）。跨性别现象学将关注点转向跨性别者的身体，关注跨性别者如何通过跨性别身体和性别焦虑来体验世界（Rubin 1998; Prosser 1998; Baldino 2015）。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分析区分。Gayle Salamon (2010) 借鉴梅洛-庞蒂的理论，认为所有性别都存在着肉身躯体（corporeal body）与“感知着的”身体（“felt” body或“身体图式”[body schema]）之间的脱节。Das Janssen (2017) 则借鉴海德格尔的理论，将跨性别体验的个体与关系层面，同“此在”（Dasein）、“共在”（Mitsein）联系起来。此外，跨性别现象学的某些分支也大量借鉴了精神分析学（Prosser 1998; Salamon 2010; Stephano 2019; Stewart 2017）。

批判现象学作为批判理论与现象学的结合，旨在理解第一人称经验如何受到世界中各种偶然结构的影响（Guenther 2013; Burke 2020a）。例如，我们可以发展一种关于跨性别恐惧症的批判现象学，探究跨性别恐惧症、恐同症、种族主义和残疾歧视如何决定身体在法庭、学校、街头和家庭中的呈现方式——以及如何消失（Salamon 2018）。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在充满跨性别恐惧症的世界中，身体、身体部位、身体姿态和身体习惯如何被多重编码，以及这些编码如何被具有颠覆性的跨性别个体和群体（或许在有色人种跨性别群体中尤为独特）进行多重意义上的重构（Kimoto 2018）。尽管跨性别恐惧症是现象学关注的重要焦点，但通过关注跨性别者的抵抗实践——或者如Bettcher所言的跨性别“不满”——这种关注可以变得更具批判性。

跨性别者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来体验世界和与ta们的世界协商（2019a）。然而，只要存在一个世界，就必然存在多个世界（Lugones ，2003）。跨性别批判现象学的重要延伸研究关注无性别（或非性别化）体验（Burker，2020b）、有色人种跨性别体验（Kimoto，2018）、跨性别与残疾交叉领域的现象（Awkward-Rich，2022）以及跨性别者的居家和无家可归体验（Gustafsson，2024）。最终，跨性别现象学项目提供了反思策略和方法，揭示了性别如何受到跨性别体验的内部结构乃至制度建构制约。

3.4 跨性别历史，跨性别故事

知识和经验——无论是否涉及跨性别——都根植于多元的历史和相互竞争的谱系之中。分析我们如何了解以及了解什么，其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剖析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跨性别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无论是在生活中的体现还是在学术研究中的论证——都反对那种认为跨性别男性从一开始就是男孩，跨性别女性从一开始就是女孩，或者跨性别非二元性别者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并且ta们一直以来都对自己的性别有着简单的依恋，并通过刻板的社会和医疗过渡方式（例如，更改姓名、代词、服装、性别角色；服用激素和接受手术）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跨性别叙事”（Spade 2013）。与这种叙事相反，跨性别者们繁衍出了丰富多彩的跨性别故事，交织着个人和集体的性别转换历史，这些历史尊重性别颠覆和创造，如何在性别颠覆者和创造者自身之间相互交缠（eddy across），最终留下一个复杂且往往不稳定的性别议题。

除了讲述令人不安的跨性别者故事之外，还有同样令人不安的跨性别历史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跨性别体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语境下“跨性别” （transgender） 一词被采用之后才出现的，但跨性别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追溯更早时期以及非美国和非主流美国语境下性别颠覆和创造性的多元历史。尽管对于 “跨性别”一词在史学上的适用范围存在诸多争议（Manion 2020; LaFleur, Raskolnikov, & Kłosowska 2021），但这些跨性别谱系学的研究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例如（跨性别和非跨性别）档案的性质（Rawson 2009, 2015; Correa et al. 2019）、（跨性别）起源故事的史学建构，及以不同视角思考（跨性别）现状的可能性。无论是探究二十一世纪跨性别者的生活如何受到经济不稳定（Adair、Awkward-Rich 和 Marvin 2020）、生物政治技术（Preciado 2008 [2013]、2011 [2018]）或白人新自由主义（Gill-Peterson 2018）的影响；还是探索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黑人身份与跨性别身份的交织（Snorton 2017）；或是恢复原住民对“双灵”和性别多样者（gender variant people）的定义（Pyle 2018）；或是将介于男性/女性之间，或超越男性/女性的性别置于中世纪生活的核心（DeVun 2021），跨性别历史领域及其提出的哲学问题都为跨性别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

3.5 跨形而上学

在一个不断否认跨性别者及其性别“真实性”的世界里，跨性别形而上学探索社会本体论和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旨在将跨性别置于现实之中，并承认其真实性（Mock 2014）。跨性别者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无论是直白的还是通过事物本身的结构——他们的性别是虚假的（且危险的），他们真正的自我并非跨性别身份，而是出生时被指派的原始性别。本体论问题被用来约束跨性别者：你是什么？但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身体？你真正的性别是什么？跨性别形而上学的研究者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重塑关于本体论和身份认同的基本假设，使性别转换（以及性别漂移）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性别的本质是什么，以至于跨性别是实质性的（或本体论上真实的）？跨性别者在性别转换过程中有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跨性别身份有多少是由生物或社会因素决定的，又有多少是自由选择的？选择的性别究竟有多真实？人类是由自然形成的肉体所定义，还是说人体本身存在一种根本的（或原始的）“造物性”（madeness），使得畸形、混杂以及跨性别身份都与其密切相关，而非无关紧要？这些哲学问题自跨性别哲学早期阶段就已提出，并与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展开对话（Shrage 2009）。

或许不出所料，近年来跨性别形而上学领域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性别是什么”这个问题上（Briggs & Dvorak 2023）。早在1996年，C. Jacob Hale就将“女性”这一范畴分解为13种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的组合以及其中每一种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女性身份而言既非必要也非充分。值得注意的是，Hale撰写这篇文章时“明确地站在跨性别酷儿与性激进的主体立场”（an explicitly transsexual queer sex radical subject position, Hypatia 1996: 189）。四年后，Sally Haslanger（2000）提出了她对性别的定义，即性别是一种属（genus），它根据假定的生殖功能以及等级化的社会关系对男性和女性进行分类。此外，这种性别可以被赋予或被赋予（Witt 2011; Ásta 2013）。然而，早期关于性别类型的论述并非以跨性别者为中心，也并非源于跨性别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批评者坚持认为，外在主义的性别观（性别被视为外部感知和建构的产物）需要更加重视内在主义的性别观（性别被视为内部体验和认同的产物）（Jenkins 2016, 2018; Andler 2017）。此外，近年来， 批判主义性别类型（critical gender kind）被提出，例如性别酷儿（genderqueer）和非二元性别（nonbinary），这些性别不仅是社会建构的、内部评估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对既有规范持批判态度（Dembroff 2020a）。Katharine Jenkins近期指出，性别类型可分为霸权型（hegemonity gender kind，受大规模特权和从属模式的影响）、人际型（interpersonal gender kind，在小规模社会互动中产生和维系）以及身份认同型（identity gender kind，反映人们如何根据经验对自身进行分类）（Jenkins 2023）。然而，争论仍在继续。性别的外在归属或许并非真理主张，而是组织社会空间的一种方式（Kukla & Lance 2023）。对性别认同的内在评估或许是一种顺性别规范的概念；跨性别者只是拥有（而非“认同”）他们所定义和描述的性别（Saketopoulou & Pellegrini 2023; Cull 2024; Hernandez & Bell 即将出版）。此外，拥有某种性别或许与其说是为了在某种分类体系中定位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在某种现象学中摸索前行（Briggs & Dvorak 2023）。进一步开展与跨性别和性别多元化社群紧密相关的跨性别形而上学研究，或许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些矛盾。

4. 制度批判

虽然经验主义批判对于阐明跨性别者的经验、历史、政治和文化生产至关重要，但它并不充分；制度批判则提供了关键的补充。毕竟，经验的结构是由制度塑造和影响的——也就是说，社会组织构建了生活的轮廓和条件。此外，这些社会组织是在顺性别异性恋规范的土壤中发展和复制的；因此，跨性别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批判性地审视它们喧嚣的论述及其无声的物质影响。迄今为止，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殖民主义、医疗工业化、资本主义、法律和政策的制度场域，以及跨性别恐惧症的制度化方面。然而，批判不仅要求我们认识到使现有制度结构和影响成为可能的条件，它还要求我们探索相关的可能性。那么，跨性别哲学中的制度批判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Dean Spade所定义的批判性跨性别政治，不仅要求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创意人士获得认可，也不仅仅要求改善相关机构以维护ta们的权益。批判性跨性别政治反对包容的诉求，而是坚持变革“国家、公民社会、安全和社会平等”这些概念所依赖的逻辑（2011 [2015: 1]）。它的目标并非寻求那些最终只会让我们的社群（尤其是最弱势群体）继续遭受暴力和苦难的改革，而是通过解放性的实践来推进深刻而持久的变革（2011 [2015: 2]）。因此，如果跨性别哲学是在批判性跨性别政治的传统框架内运作的，那么它对制度生活的批判也将延伸到对抵抗和想象实践的倡导。

4.1 性别殖民性（Coloniality of Gender）

鉴于跨性别哲学是在被殖民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剥削制度的支配，因此，其批判的对象之一便是殖民主义本身。越来越多的跨性别研究流派，进而跨性别哲学，将María Lugones关于“性别殖民性”的诊断奉为某种基础性原则。在多篇文章（2007、2008、2010、2012、2020）中，Lugones阐述了她对“现代/殖民性别体系”的描述，根据这一体系， 性别（gender）指的是一种性性指的二态性（sexual dimorphism），这种二态性通过白人资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范畴来表达。在最初的版本中，Lugones的表述并未明确指出性别是早于（后中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例如，她提到了土著的“第三性别”），还是性别本身起源于（后中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的。在后来的论述中，Lugones非常明确地指出，性别——她指的是原子化的、同质的、可分离为“男人”和“女人”这两个范畴的，它们遵循着范畴性的、二元对立的、等级化的逻辑——属于（后中世纪的）欧洲殖民权力，并起源于此。Lugones认为，通过殖民化，被殖民的人民被赋予了生理性别，但并未被赋予性别认同。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被殖民的人民被归类为男性或女性，这种分类是非人化的、动物化的，但他们是“无性别的”（non-gendered），这一论断让人联想到Spillers的“无性别”（ungendered, Lugones 2010: 743; 2012: 73; Spillers 2003: 68）。Lugones直言不讳地断言：“没有女性被殖民”，“没有被殖民的女性是真正的女性”（2010: 745; 2012: 75）。她最终得出结论：“性别是一种殖民主义强加的概念”（2010：748；2012：78），被殖民的人民总是被剥夺这种权利（即便这种权利也被强加于他们）。因此，Lugones放弃了长期以来联盟所使用的“有色人种女性”（women of color）这一术语，转而拥抱去殖民化女权主义（decolonial feminism）。

Lugones的论述引出了一系列对跨性别哲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鉴于她对性别的定义，我们必须探究性别是否真正指代二元性别范畴，或者它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指代其他事物？（二元）性别是否起源于（后中世纪）欧洲对美洲的殖民统治？它与更早时期（往往带有十字军东征色彩）的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对性别差异的重视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在殖民制度的瓦解过程中，性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性别去殖民化又意味着什么？其次，鉴于她的论述并非基于跨性别社群和历史，我们必须探究跨性别者、双灵人以及性别多元群体在性别殖民性面前的立场。“性别无法脱离殖民现代性”，Lugones写道（2010：746）。然而，评论家Brooklyn Leo（2020）坚持认为，性别多元的被殖民群体已经反复摆脱了殖民性别的束缚，从而为肉身和世界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无疑也适用于欧洲内部的性别多元群体——Lugones和Leo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殖民性别总是在从外部和内部不断瓦解；第三，鉴于 “跨”和“跨性别”这两个术语是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中心的，并被推广到历史上和全球所有的性别多元群体，我们难道不应该也考虑一下“跨性别”的殖民性吗（binaohan，2014；DiPietro即将出版）？从某种角度来看，跨性别身份挑战了白人/殖民主义，并参与到去殖民化的解放运动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跨性别身份参与到对性别差异、身份、语言和历史的殖民巩固中，这种巩固本身压制了，甚至积极地抹杀了其他丰富的、另类的具身概念和实践。

4.2 性别医学化（Medicalization of Gender）

对跨性别哲学而言，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性批判对象是性别的医学化，这尤其体现在所谓的医疗产业复合体中。例如，早期对跨性别者生活的批判（Raymond 1979; Hausman 1995）将跨性别者视为医疗机构的受害者（想想Christine Jorgensen 或Loren Cameron等变性手术的代表人物）。然而，跨性别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和激素替代疗法所需的医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监管持批评态度。这种批判首先需要分析社会结构，这些结构使得医生、诊所和医院在提供上述资源时，往往只对特定阶层的患者，尤其是给那些在治疗后最有可能被误认为是顺性别者的患者设置了准入门槛；其次，它需要分析从精神病学中继承而来的术语，例如性别认同、障碍和性别焦虑（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and dysphoria），以及这些术语对跨性别群体及其内部的影响。第三，这需要解构医疗和精神科医生在内部产生、传播和监管的规范性跨性别叙事（例如，“我一直感觉自己是”、“我一直想要”、“我一直就是”等等）。在全球和跨国层面，这种批判还需要正视跨性别医学（及其所支持的跨性别身体理念）常常强化种族主义和残疾歧视规范的方式（Pitts 2024）。这些规范也有助于制造“不那么可疑”的跨性别者，使ta们不太可能触发旨在记录异常情况的监控系统，而该系统本身也是种族和安全项目的一部分（Beauchamp 2019）。最后，这需要追踪全球范围内的这些医疗过程（不仅包括手术和激素治疗，还包括服装、装备和生育选择），并指出它们与殖民主义的共谋（Aizura 2018）。

当然，跨性别主体性模式及其与身体体验的关系并非都能被简化为规范性的医学过渡模式。在跨性别社群中，尤其是在早期的跨性别理论、自传和创作项目中，长期以来流传着许多关于赛博格、怪物、外星人、混血儿、混血人种、边缘居民、性别异类、性别探索者等（cyborg, the monster, the extra-terrestrial, the hybrid, the mestiza, the border denizen, the gender outlaw, the gendernaut, etc.）的叙事（Haraway 1985; Anzaldúa 1987; Bornstein 1994; Stryker 1994）。这些叙事与那种将跨性别者定义为“成为可识别的女性或男性”的医学化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触及了跨性别的核心真相，即跨性别并非最终的性别定义，而是其颠覆性的探索之旅。某些对跨性别者的解读，尤其是对如今所谓的“二元跨性别者”的解读，将跨性别者简单地归类为新女性或新男性，抹杀了他们运动本身所具有的颠覆性（以及激进的革命性）意义。早期强调性别转换的DIY拼贴式（Gill-Peterson 2022）、人体的基本建构性（Stone 1987; Preciado 2008 [2013], 2011 [2018]; Malatino 2024）以及跨性别身份转变的不稳定性（Spade 2013; Malatino 2019）的跨性别叙事，则抵制了这种倾向。同样，近期关于跨性别生态学的论述（Hayward 2008, 2010；另见 4.6节），及以现实主义和神话中的动植物、天体作为性别颠覆者“新性别”和“异域性别”（neogenders and xenogenders）模型的理论，也持类似观点。这些叙事和其他叙事拒绝向医学规范低头，而是利用医学、假肢、纺织品、情感和姿态来探索非规范的性别化身体形式。

4.3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Materialism）

由Leslie Feinberg（1998）、Jordy Rosenberg（2021）、Jules Gleeson和Elle O'Rouke（2021a）、McKenzie Wark（2020，2023）等人发展起来的跨性别马克思主义，是跨性别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结合。它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阶级斗争和社会再生产，尤其关注非规范性别问题。这种方法要求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关注性别不符现象。西方二元性别体系如何与财富，特别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相契合？该阶级的延续又如何影响跨性别者的劳动异化、就业歧视、贫困、监禁和机构化以及环境危害的发生率？跨性别者的有偿劳动（从科技到性工作）以及无偿劳动（例如情感劳动和照护工作）的状况如何？经济紧缩政策对跨性别群体的影响有何不同？当然，即便“跨性别”既参与又反抗其所处的政治经济体系，同样重要的是要探究跨性别者的生活是如何、在何时何地沦为资本主义商品，成为特定机构和政治派别可交易且有利可图的资源。激素/制药行业、性别诊所，以及全球跨性别医疗保健和跨性别美学体系的生产和剥削模式是什么？在学术语境下，跨性别研究的教育精英主义、知识分工以及跨性别知识的再生产是如何维系资本主义情感、依附关系和组织形式的？在这种语境下，革命性的组织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对于跨性别者及其社群而言，正视自身身体的非生产性、社群中产生的价值以及酷儿和跨性别社会性中存在的混乱结构（O'Brien 2023）又意味着什么？

目前，将跨性别理论与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的重要工作也在进行中。自诞生之初，跨性别研究就从德勒兹和加塔利（1972 [1983]，1972 [1987]）那里汲取了关键的理论资源，例如“去地域化”、“整体”和“分子”（ the “molar” and “molecular）以及“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等等（Stryker 2008a）。近年来，在Ciara Cremin（2017，2021，2022）、Mat Fournier（2014，2022）、Abraham Weil（2022）、Jasbir Puar（2017）、Lucas Crawford（2015）等人的研究中，早期探索已发展成为持续的理论化过程。首先，身体一直以来都被性别和性取向的规范所“界定”（territorialized）：身体的某个部位代表X ，并且只能以Y的方式与Z个人一起使用。与酷儿身份类似，跨性别身份也具有“祛界定”（deterritorialize）身体的潜力，或者说，它能够重新定义身体部位的意义、使用方式、使用对象，甚至它们本身的本质；其次，性别可以从宏观层面（或存在层面[Being]）理解为“性别认同”，但它也可以，而且更有效地，从微观层面（或生成层面[Becoming]）来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跨性别身份与其说是一个可定义的事物，不如说是一种变异的结构；最后，精神分裂分析旨在用异质性取代二元对立。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疑问、群体或项目总是在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也始终处于不断更新和重塑的状态。因此，一些人将跨性别理论（以及由此延伸的跨性别哲学）的计划解读为精神分裂分析，它挫败了根植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和能力主义的二元规范脚本，并为更大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开辟了可能性。

4.4 跨性别恐惧症和跨性别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尽管恐跨症本身并非一种制度，但它却能在制度内部根深蒂固，甚至影响其话语体系和物质功能。那么，恐跨症究竟是什么？尽管定义各异，但其轮廓大体相似。恐跨症既可以指个人对跨性别者的负面态度，也可以指系统性地使跨性别者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结构。因此，恐跨症既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集体行为（Bettcher 2014a）。伤害直接发生在跨性别者身上（Harms happens to trans people qua trans people）。恐跨症不仅助长了这些已发生的伤害，也加剧了那些潜藏在空气中的潜在伤害——在特定条件下，这些伤害随时可能发生。恐跨症既包含情绪（例如，遇到跨性别者时感到不安、恐惧、厌恶或仇恨），也包含信念（例如，认为跨性别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精神有问题”或对社会构成威胁）。无论源于情感还是信念，恐跨症的根源都可以说在于一种信念，即性别表达应当与出生性别一致，甚至明确地表明出生性别（Bettcher 2007, 2025）。它也可能包含一种对越轨性别表达的固有认知，认为其具有攻击性，仿佛这种表达方式是随意抛掷或当面攻击他人。因此，恐跨症是一种与行为举止紧密相连的心理状态——与不符合性别规范的步伐、动作和跺脚声等行为举止紧密相连（Salamon 2018）。在个人层面，它可能导致回避、言语骚扰、人身攻击，甚至谋杀。在社会层面，它可能导致二元性别洗手间、男性和女性登记表以及医疗事故的发生，并最终导致跨性别者辍学率、贫困率和性工作率的上升。跨性别恐惧症也与当今支撑性别强制力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内化的）性别歧视体系密不可分（Bettcher 2007, 2025）。虽然跨性别恐惧症对许多人，包括跨性别者和非跨性别者，造成了沉重打击，但他们也在反过来削弱这种恐惧症（Ahmed 2016）。

针对跨性别者的一种暴力形式是驱逐或公然虐待，另一种暴力形式则是监视和利用。基于米歇尔·福柯“可见性是一种陷阱”（1975 [1977: 200]）的论断，跨性别理论家探讨了跨性别可见性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陷阱。代表性（ Representation）并非社会进步、促进跨性别者融入社会的简单标志。“跨性别临界点（tipping point）”（《时代杂志》， 2014）与不断加剧的反跨性别暴力、立法同时出现，这一巧合不容忽视。事实上，“跨性别可见性”本身就存在着根本矛盾（Gossett、Stanley 和 Burton，2017a：xix）。跨性别可见性在提升代表性的同时，也使跨性别者更深地融入到塑造其生活（即生命政治）的社会结构中，并将他们的死亡服务于国家权力（即死亡政治）。代表性的提升意味着监视的加强；认可度的提高意味着被控制的加剧。此外，正如C. Riley Snorton和Jin Haritaworn（2013）所论证的那样，跨性别者群体中“慢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的蔓延在有色人种跨性别者身上尤为显著，ta们的生命经常被贬低，而ta们的死亡却以服务于白人情感和利益的方式被纪念和传播。正是基于这种“视觉”（optics）运作机制，Eric Stanley（2017）援引Édouard Glissant（1990 [1997]）的观点，提出了跨性别者的“不可见权”（right to opacity）。如果被命名、被看见、被追踪、被统计、被记录、被针对、被铭记和被传播，会将跨性别者置于一个以顺性别规范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视觉经济体系中，那么拒绝被看见或许才是更明智的自由选择。

4.5 法律和政策问题

跨性别哲学分析法律制度，及其与跨性别者和性别认同扰乱者生活之间的关系。它探究法律作为一种行政机制的本质，以及影响特定法律并受其影响的性别规范，并考察对跨性别群体影响最大的法律先例、概念和应用。鉴于性/别（sex / gender）规范的实施既依赖于日常的官僚机构、表格和规章制度，也依赖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因此，从多个层面展开分析最为有效。该领域的学者曾关注偏见、歧视和暴力等问题，以及跨性别恐慌辩护（Bettcher 2007；Salamon 2018）和转化疗法（Ashley 2022）；公共场所（尤其是卫生间）、住房庇护所、家庭暴力庇护所、体育赛事和监狱中的性别隔离做法；还有改变身份证件、反歧视条款、就业平等、性工作和跨性别医疗保健（包括激素治疗、手术和生殖权利）等方面的规定。这类工作最终聚焦于三个主要问题。首先，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实际作用是什么？研究的重点在于从一开始就在支配性别隔离的逻辑（Zurn 2019），以及性别隔离（和性别分类）如何实施、巩固和/或挑战国家项目（Salamon 2010; Draz 2019; Currah 2022）上；其次，这些法律应该改革还是废除？学者们研究了法律、权利框架和法律改革在促进跨性别者权益方面的局限性，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仅仅是对一个弊端重重的体系进行修修补补，而不是通过基层社会运动对其进行深刻的变革（Spade 2011 [2015]）；最后，针对此类努力的法律抵制，其所揭示出“跨性别”于我们政治格局中的作用（Cannon 2022）到底是什么？

随着跨性别权益倡导运动的发展，关于跨性别肯定、跨性别包容或跨性别权益改善的法律和政策项目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的问题变得愈发重要。鉴于同性恋规范（或称酷儿规范）由来已久，有人认为，必须对跨性别规范（以及围绕跨性别身份建立的规范）采取批判性的立场。仅仅支持跨性别的政策的那些，尤其是“正常”的，因而被主流化的跨性别群体，其本身并不具有解放意义。例如，驾驶执照、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上第三性别（即“非二元性别”）选项的日益普及，就值得关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三元性别体系（或二元性别体系加上一个狭窄的、性别颠覆类别：非二元性别）的固化，它仍然限制着跨性别群体所特有的性别自主性和多元性，并保留了性别必须清晰可辨且可登记的要求。更实质性地来看，或许应该考虑一下日益普遍的将“性指”（sex）重新定义为“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的法律现象。在阿根廷，这一重新定义在2012年通过的《性别认同法》（Gender Identity Law）中一蹴而就（De Mauro Rucovsky 2019）。在美国，这一过程则更为渐进，包括2017年的《加州性别承认法》（California Gender Recognition Act，该法案将性别指派与自我认同挂钩）（Draz 2019）和2020年的博斯托克案裁决（the 2020 Bostock ruling， 该裁决将第九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Draz 2019; Kohler-Hausmann & Dembroff 2019; Cannon 2022）。这里令人担忧的是，将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简化为法律意义上的“性别”（legal sex），既过度屈从于医学和法律中“性指”（sex）的首要地位，也使跨性别者失去了超越单纯“认同”话语的丰富关系性和身体体验层面（Ben-Asher 2024）。鉴于当今法律和政策中跨性别者生活的政治化，这些问题只会层出不穷。重要的是要牢记政策/实践的改变与人心/观念的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人认为，无论跨性别维权运动在法律层面呈现为何种形式，它都必须以培育先于且超越立法的跨性别社群建设以及审美创造的诗学为指导（Zurn 2025）。

4.6 跨生态学（Trans Ecology）

尽管大多数跨性别哲学都以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创造者为中心，因而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但其中一股强大的思潮批判了性别话语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建制化。这股思潮为跨性别哲学，与环境哲学、新物质主义之间的批判性对话创造了契机。 Stryker、 Paisley Currah与 Lisa Jean Moore （2008a）认为，带连字符的前缀“trans-”既不能简化为性别，也不能简化为人类经验；相反，它始终游离于多种存在层面之间，从生物物质到生物政治。这促使我们思考，“trans-”不仅是一种跨越制度（和系统）的运动，而且是一种跨越物种的运动（Hayward，2008，2010）。因此， “trans-”演变为一种成为跨性别者的暗号，或跨越既定范畴的符号，而非成为其中之一（Trans-, then, becomes a cipher for becoming trans, or moving across striated categories rather than being one of those categories , Puar 2017; Weil 2022）。从这个角度来看，跨性别不仅挑战了性别二元论，也挑战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其中最根本的或许是人/动物和有生命/无生命这两种二元对立（DiPietro即将出版）。正如 Mel Chen在其著作《生命力》（ Animacies，2012）及其后续评论（Chen in Chen & Hayward 2015）中所阐述的，“跨生命力”（tranimacy）标志着这些区分的瓦解，这些区分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上又具有尖锐性。面对种族主义、物种歧视和顺性别异性恋规范这些紧密相连的、使万物失去生命力的力量，陈提出了一种奔放活泼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恰恰赋予了那些原本被视为无生命、被客体化、被物化的事物以生命。这样的举措可以产生跨生态的归属感，从而挫败殖民定居者的等级制度（Steinbock、Szczygielska 和 Wagner 2017；Vakoch 2020；Hazard 2022）。

5. 跨性别哲学的未来

在概述了跨性别哲学的历史（或多个历史）并勾勒出其现状，尤其是在美洲的发展脉络之后，现在有必要探讨跨性别哲学的未来（或多个未来）。与其他所谓的差异哲学类似，跨性别哲学孕育了丰富的哲学议题和方法，而这些议题和方法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难以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尤其是在其尚处于早期阶段的当下，或许并不会不伴随着成长之痛。在跨性别群体可见度不断提高，但同时反跨性别情绪和相关立法也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群体的生活仍然在社会政治层面受到攻击和质疑。跨性别哲学不仅有机会树立如何认真对待跨性别者生活的典范，还有机会认可并尊重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创造者的智慧。在学术界，跨性别哲学或许会像其他相关领域一样，继续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被视为一个前沿的新兴分支领域 ，另一方面又被认为不够严肃严谨，缺乏既定经典和历史所赋予的庄严感和权威性。然而，只要跨性别哲学能够对跨性别者的经验、历史、文化生产和政治保持责任感并加以阐释；只要它能够进行经验性、制度性和自我批判；只要它能够承认跨性别经验的非普遍性以及性别颠覆/创造性历史的多样性；只要它能够坚持一种超越学术的立场，不仅关注性别多元社群的立场，也关注他们的立场所在，那么跨性别哲学或许就能保持必要的资源，在政治和职业层面应对这些棘手的局面（Zurn 2024）。这样做，不仅可以继续为哲学开辟新的主题和方向，还可以开辟新的方法论、跨学科合作以及对社区负责的，即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事务。

尽管迄今为止，跨性别哲学的实践和理解主要以跨性别者自身为中心，并受其左右，但未来的跨性别哲学发展可能会像跨性别研究一样，扩展到探索“跨儿化”（transing）现象本身。在跨性别研究中，“跨儿化”指的是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原本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被跨越、模糊和动摇（Stryker、Currah 和 Moore，2008a；Aizura 等人，2020）。对这种滑移和渗漏进行哲学思考，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但“跨儿化”不仅可以是一个哲学主题，它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方法。正如Tey Meadow（2016：322）所论证的，“跨性别认识论”（trans* epistemology）并非预先知晓我们如何认识跨性别者，而是倡导一种“关系性的、偶然的、迭代的、意义深远的、赋予生命力的、无限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论主体保持开放并不断重塑。如果“跨”象征着事物的根本不稳定性——一种无限性和不确定性——那么跨性别哲学或许更多地关注“生成”而非“存在”的结构。它拒绝局限于过去三十年来使用的跨性别术语，而是将“跨”（trans-）作为一条逃逸线，指向其他的滑移和裂缝。如此一来，它或许能够为打破规范性联系和普遍性假设的多样化社群创造一个归属空间。然而，无论跨性别（trans-）哲学这一项目如何拓展，其核心宗旨始终在于与跨性别者和性别颠覆/创造者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抗争保持紧密联系，同时也要批判“跨性别”这一概念在性别多元群体中的主导地位。此外，最具包容性的跨性别哲学或许还致力于超越理论探讨，在学术界内外构建跨性别关怀网络（Marvin 2019b; Malatino 2020）。

或许，“跨性别”一词的实用性与其固有局限性之间存在的此种张力，跨性别概念的广度与跨性别社群的特殊性之间的张力，跨性别在话语上的超离性（the discursive untethering）与在物质层面上对性别颠覆群体的依附性，恰恰造就了跨性别哲学不安却又必不可少的归宿。如此一来，跨性别哲学研究便应被置于这些交汇点、偏差、横向关系之中，并受到关注和重视（参见DiPietro即将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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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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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 Andrea Pitts，她帮助我构思了文章初稿的部分内容，并与 PJ DiPietro 一起对第二部分的早期版本提出了反馈意见。还要感谢 Talia Bettcher 和 Amy Marvin，她们对整篇文章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感谢 Ann Garry 和 Cheshire Calhoun，她们让这篇文章更易于理解。还要感谢所有跨性别者和性别认同多元化人士，以及他们的盟友和朋友们，我曾与他们一起思考过许多相关问题。还要感谢 Talia 和 Jake，感谢他们的友谊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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